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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和世界歷史的走向。解讀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及其行為邏輯，就是解讀當代中國、解讀個人命運背後的歷史迷局。

　　被毛澤東形容為「棉裡藏針」的鄧小平，是中國在二十世紀晚期劇烈轉變的主要推手。他在文革十年浩劫後，終結毛澤東神話，鬆綁僵化已久的經濟社會政策，開放對西方的貿易往來，「摸著石頭過河」最終讓一部分的中國人先富起來。然而他也沒有忘了鞏固共產黨權威，最受人責難的就是1989年6月，下令鎮壓天安門廣場示威群眾。

　　歷經三起三落終至攀上權力顛峰的五十年裡，他屢遭清算整肅，甚至放逐，最後在1978至1989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1992年再度復出。當鄧小平大權在握，他看到中國半世紀來足堪創造性破壞的機會，便毫不猶豫抓住這機會，建立新經濟體制。

　　想了解現代中國就一定要認識──鄧小平時代。
 

 

作者簡介

傅高義　Ezra F. Vogel

　　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前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及亞洲中心主任，舉世公認的中國專家。精通中日文，1979年出版暢銷書《日本第一》，轟動東西方。公元兩千年傅高義教授自哈佛退休後，傾十年心力撰述《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英文版於2011年出版後，即獲「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Prize）獎勵探討全球事務的作家與學者，《經濟學人》曾讚此獎為全世界最重要的非文學類著作獎。

　　另著有：《廣東改革》、《躍升中的四小龍》（天下文化出版）

審訂者簡介

孫萬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譯者簡介

馮克利

　　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譯有《民主新論》、《學術與政治》、《憲政經濟學》、《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家》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縛：政治思想筆記》。

 

出版者的話：鄧小平改變中國
自序：致天下文化台灣讀者
前言：探尋鄧小平
導言：這個人和他的使命

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
1．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

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
2．從放逐到返京
3．在毛澤東手下整頓秩序
4．在毛澤東手下規畫未來
5．在毛時代終結時靠邊站
6．在華國鋒時期復出

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
7．三個轉捩點
8．為自由設限
9．蘇聯和越南的威脅
10．向日本開放
11．向美國敞開大門
12．組建領導班子

鄧小平時代──1978-1989
13．鄧小平的治國術
14．廣東和福建的試驗
15．經濟調整和農村改革
16．加快經濟發展與開放
17．一國兩制
18．為軍事現代化做準備
19．政治的潮起潮落

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
20．北京之春
21．天安門悲劇
22．穩住陣腳
23．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

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24．轉型的中國

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中共中央會議列表（1956-1992）

 

 

自序

致天下文化讀者

傅高義

　　筆者當初撰寫這本有關鄧小平的書，主要是以西方讀者為對象，理由是我認為瞭解中國的本質很重要。以我鑽研中國事務達半世紀之久，個人深感，中西人民若能好好相處，實是全體世人之福，而這就需要雙方對彼此更加瞭解。筆者研究中國這些年，同時身兼哈佛大學教授，在教導哈佛的學生之餘，自認也負有特別責任，應協助一般大眾認識中國，因為我們也像其他美國名校的教師，一直受到社會大力支持。

　　二○○○年筆者自哈佛退休後，便決定把研究重點，放在我認為是瞭解今日中國最重要的關鍵上：包括一九七八年後中國轉型的本質、改革與抗拒改革的力量。有千百萬的中國人親身參與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可是站在制高點上，引領變局的是鄧小平。筆者相信，認識他所面臨的問題、他如何應對來自各方的勢力，促成翻天覆地的變革，完成艱巨的任務，十分重要。不過我明白，現在的全球傳播是即時的，所以我也是為全世界而寫，為中國大陸、日本，為台灣、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華人，為西方人、為開發中世界而寫。

　　由於鄧小平並未留下可供史家徵引的祕密文件，許多重要的決定也不曾對外公開，所以要研究他這個人，研究他的決策與作為，須耗費比許多一般傳記更多的工夫。我運用一切可以取得的資料來源：如《鄧小平年表》及作品選集等公開文件、官方報導、對高幹子女及鄧小平手下年輕幹部的訪談等，閱讀曾與他共事者的追憶，援引各國政府公布的文件。我有特別的機緣，得以訪問到其他學者見不到的中方人士，我也有機會會見某些平常未必易於接觸到的西方官員，促進人們認識鄧小平及其時代，又能出版我認為是事實的內容，不必在乎各國政治領袖的意見。

　　幸運的是，本書出版後頗獲好評，特別是深諳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專家，以及認識他、曾當面見過他的人。不過也有外國評論者認為，我對鄧小平太過客氣，我應該對他在毛澤東之下的某些作為、對他一九八九年六月鎮壓示威群眾、不積極支持民主改革，提出更嚴厲的批判。筆者相信，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些議題我在書中均有論及，也為許多鄧小平的批評者提供事實基礎，使他們知道他當年的言行。我確實有寫到批評者對他的不滿，以及他們批評中國的理由。不過我也相信，學者在書寫傳主時，有責任努力去瞭解，舉出背後的原由。

　　在計畫出版本書時，我並未考慮到出版時機，只盼望定稿後能夠盡快出書。但我相信本書花費十年才完成是運氣好。它若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剛發生後那幾年出版，中、西方有許多人對鄧小平充滿敵意，他們一定不願客觀看待鄧小平對改革的歷史貢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至今已過了二十多年，筆者相信大多數讀者現在可以不受天安門事件影響，冷靜地思考他的歷史地位，正如這些年來我努力想要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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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雖主要是為西方讀者而寫，但也樂見中國和各地的華文讀者有興趣一讀。我三十一歲開始學中文，自中國學人身上受益良多。他們把學問和經驗傳授給我，可惜對書中提到的事件，我缺乏身歷其境的體驗。不過正如中國俗語說「旁觀者清」，有時局外人的觀察可能比置身其中者更客觀。許多在中國有過苦難經驗的中國朋友向我承認，切身的經歷使他們難以保持客觀，他們也想知道，做研究極力維持不偏不倚的外人，對這些事件有什麼看法。很多常上網的中國朋友發現，不少在網路上一再轉貼的東西不見得可靠。但願我對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二年發生於中國的事件力持客觀，盡可能去除傳聞，採用更可靠的資訊，有助於也力求客觀的海內外華人瞭解中國的發展。

　　鄧小平做為中國領導人，最大的遺憾恐怕就屬未能像鄭克塽在三百年前那樣，讓台灣回到中國的主權下。台灣的領導人要是肯同意，鄧小平願意給台灣很大的自主權（一國兩制）。他希望美國不再出售武器給台灣，台灣的領導人會覺得別無選擇，只能順服於中國的力量而成為大陸的一部分。當美國通過︿台灣關係法﹀，決定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他十分憤怒。

　　從一九七八至八二年，他持續向美國施壓，要求減少軍售。倘若雙方在一九八二年八月未能達成協議，限制對台軍售，他曾打算要降低與美國的關係。後來鄧小平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去見鄧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蔣經國，探詢他們兩人是否可見面，以謀求解決兩岸關係。蔣經國悍然拒絕，並向李光耀解釋，他不相信共產黨。

　　國共戰爭、毛澤東時期大饑荒、反地主、反右派的激情，甚至毛屬下的政治領袖，目前仍未完全絕跡。但是所有國家的領導者和人民能夠客觀看待歷史，並尋求可能讓全體世人受益的建設性解決辦法，這些都很重要。我希望以瞭解和客觀寫作為唯一目的的外國學者，能夠幫助仍在承受過去數十年動亂傷痛之苦的人，更深入更客觀的認識鄧小平這個人和他的作為。中國內部的條件尚未成熟到能夠讓中國學者寫一部有關鄧小平的完整客觀著作。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對鄧小平的生平知道的比我詳盡得多。我期盼在大陸學者出現這類著作之前，本書對想要客觀認識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國讀者有所幫助。也願書中所述鄧小平留給後世的正面貢獻如：努力使所有中國人富起來、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減少軍費支出、促進法治、給予普羅大眾更多公開表達意見的機會等，可對那些想要改進中國人民生活、維持中外良好關係的人提供助力。

　　我非常榮幸，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在台灣發行我的《鄧小平改變中國》一書。在殷允芃女士和高希均教授出版第一期《天下》雜誌時，我就認識他們兩位。感謝他們陸續為我安排訪談台灣政商領袖，其中有部分刊登在《天下》雜誌，之前我也有著作交由他們出版。筆者希望，藉由台灣的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書，深化台灣民眾瞭解中國大陸的政治。儘管兩岸領導人之間缺乏直接的高層關係，但是台灣民眾很清楚，他們的命運與中國大陸的命運密不可分。鄧小平擬定的許多政策成為傳統，這是其後繼者，或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蔣經國）的接班人所不可忽視的。我們可以想見，大陸的政策在鄧小平之後會繼續演變，正如台灣的政策在蔣經國之後也在演進中。

　　但願台灣讀者會覺得，這本書有助於他們對那個時代看得更深更廣、更客觀，同時這本書對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有略盡棉薄。

 

 

第二十一章 天安門悲劇
 
「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
 
鎮壓：六月三日—四日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六月三日凌晨兩點五十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當時人在北京的西方學者、眼光獨到的墨寧（Melanie Manion）解釋了鄧小平的理由：「即使為了控制騷亂而在六月三日清空街道，也極有可能無法結束抗議運動。…… 抗議者只會暫時撤退，然後又會累積更大的力量。…… 六月四日動用武力，確實立刻一勞永逸地結束了這場運動。」
 
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
 
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
 
此時距蘇聯瓦解還有兩年，但是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就堅信，蘇聯和東歐領導人沒有為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力做出足夠的努力。在波蘭，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的圓桌會議使團結工聯取得政治控制權，將總統一職改為由選舉方式產生，隨後便是共產黨的解散。巧合的是，波蘭定於六月四日舉行大選，而中國軍隊則在這一天占領天安門廣場。曾在蘇聯留學的江澤民後來讚揚鄧小平行動果斷，使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分崩離析。
 
總數大約十五萬人的部隊已經在京郊集結待命。他們大多數是乘火車來的，但也有一些士兵是在六月一日乘十架飛機從更遙遠的成都和廣州抵達北京。為了預防需要更多的軍隊，廣州機場從五月三十一日開始有六天沒有售票。軍隊來自七大軍區中的五個，不過所有軍區司令員都表示贊成動用軍隊控制廣場，因此並不存在某軍區事後反對鎮壓學生的風險。無論結果好壞，他們都在一條船上。